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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悦: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合作新趋势及影响因素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关大国加紧战略布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面对西方压力,俄罗斯加快实施“转向东方”战略,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意欲将地缘政治优势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扩展。其中东盟成为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加强与东盟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是俄罗斯扩大地缘政治影响、构建欧亚新秩序、抗衡美国战略遏制的重要切入点。当前,俄罗斯对与东盟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国家自贸区建设有强烈需求。对东盟国家而言,与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有利于其大国平衡,维持其在东南亚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尽管如此,与双方政治和安全合作的不断升温相比,经济相互依存度低和合作基础薄弱仍然是制约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由于东盟利益的全球化和俄罗斯实力的增长,影响双方合作的诸多因素实际上超出了双边关系范畴,大国博弈和南海局势等为双方合作增添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局势出现深刻变化,中国崛起速度加快,美国和欧盟相对衰落,俄罗斯遭受西方严厉制裁,国家间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大国在加紧战略布局,争夺战略新机遇。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东盟作为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成为大国在亚太地区争抢战略先机的重要对象。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印太战略”外,俄罗斯也对东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将其纳入了大欧亚伙伴关系(GreaterEurasian Partnership)框架。冷战时期,出于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需要,苏联在东南亚的活动较为活跃。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忙于国内事务且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战略,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出现了短暂疏远和停滞。在“一边倒”政策受挫后,俄罗斯很快调整了对外政策,开始了“全方位”务实外交,并与东盟建立了“不近不远”的对线年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升级,进入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新形势下俄罗斯与东盟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目前,国内外对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研究较多,而关于之后尤其是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提出后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发展变化研究的文献很少。这一时期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对外政策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本文主要从俄罗斯的视角出发,尝试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对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发展合作的动因、现状及第三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情况下,俄罗斯试图抓住历史机遇,将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向过去的苏联以外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延伸。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的对接是俄罗斯在新形势下加快外交政策转向的表现,这既有利于其快速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又能获取一定的区域主导权。

  国家行为直接受其对外政策的影响,国际观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俄罗斯对自己的定位是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并在全球性议题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确保实现俄罗斯利益。在历史上,俄罗斯一直非常重视地缘政治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在融入欧洲的“一边倒”政策失败后,俄罗斯开始“转向东方”,并试图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充当欧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协调者。在面对世界大变局时,俄罗斯加快了外交战略调整。

  2016年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Концепция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6 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深刻变革的时期,其本质在于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1]

  2016年提出了“俄罗斯版应对世界性变化新战略”[2]——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其覆盖范围从“大欧洲”(Greater Europe)[3]扩大到“大欧亚”(Greater Eurasia)[4],试图将俄罗斯打造成欧亚政治经济秩序的塑造者。

  BoboLo)的观点,“俄罗斯仍然在想象的多极(多中心)格局中,勾画其当代政治的图景。”[5]东盟虽然由众多中小国家组成,但经济发展迅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积极提升与东盟的关系正是当前俄罗斯对全球大变局战略认知的体现,与东盟发展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其“多中心”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6]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了建立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在内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同年,第二届俄罗斯—东盟峰会明确指出将研究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2018年举行的第三届俄罗斯—东盟峰会再次声明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间的“一体化整合”[7](интеграцияинтеграций)。

  [8]是俄罗斯战略意志的体现。虽然按照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大欧亚伙伴关系主要是一项经济合作倡议,但是“俄罗斯学者的解读却更偏重于地缘政治属性”[9]。普京也曾表示,“希望欧亚一体化进程的结果不仅仅是经济联盟,而且希望能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10]。从地缘角度来看,大欧亚伙伴关系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核心,[11]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扩展,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从雅加达到里斯本的共同发展、合作和安全的大陆体系”[12]。东南亚地区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东盟在东南亚事务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在当前国际秩序重构、大国加紧争夺区域规则制定权的情况下,加强与东盟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是俄罗斯扩大地缘影响力、构建欧亚新秩序、抗衡美国的重要切入点之一。[13]例如,2017年12月,作为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一部分,两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及两架伊尔-76MD军用运输机飞抵印度尼西亚。[14]这一事件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是俄罗斯加强在东南亚地区政治影响力的一座里程碑。[15]

  同时,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尽管目前俄罗斯及其主导下的欧亚经济联盟在经济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中,却能够发挥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东盟的“大国平衡”政策,均对俄罗斯存在一定的政治和安全合作需求。基于此,俄罗斯试图以欧亚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东盟的三角关系中扮演协调者角色,

  [16]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同时,获取一定的区域主导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盟是这种三角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7]当前,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对与东盟发展经济关系有着积极的需求。一方面,在遭受西方严厉制裁的情况下,与东盟发展合作可为俄罗斯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贸易投资伙伴的多元化。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连续实施了多轮制裁,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抗并未出现好转的迹象。同时,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卢布贬值等,俄罗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巨大困难,迫使其不得不加快“转向东方”,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东盟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一体化组织,与东盟发展经贸伙伴关系自然成为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避免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随着东盟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大国将注意力投向了该地区,俄罗斯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在新的国际机遇下,俄罗斯试图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支点,力求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上有所突破,将政治影响力转化为经济利益。2018年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Supreme Eurasian Economic Council)通过的《欧亚经济联盟国际活动的主要方向》表明,快速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对外合作的战略优先方向之一。[18]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合作的重点方向将主要集中在扩大贸易规模,实现贸易结构多样化,进一步深化投资和工业领域合作。2019年11月,欧亚经济委员会(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与东盟签署了经济合作备忘录并批准了《欧亚经济委员会与东盟2020合作纲要》,被认为是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迈出的重要一步。[19]

  2010年加入东亚峰会以来出席会议的俄罗斯领导人级别来看,就从外交部长升级到了总理和总统级别。2018年11月东亚峰会在新加坡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缺席,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却参加了东亚峰会及随后举行的第三届俄罗斯—东盟峰会。这次峰会通过了联合声明,同意将双方关系由对话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本质上,这是俄罗斯与东盟现阶段战略需求相契合的结果。在新形势下,俄罗斯仍将是国际上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大国,[21]与俄罗斯发展合作有利于东盟在各大国间进行平衡,维持其在东南亚事务中的核心作用。而俄罗斯通过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亚太安全和合作机制可以扩大其在该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

  21世纪以来,在“基地”组织原有势力与“伊斯兰国”(ISIS)恐怖组织新势力的相互作用下,东南亚的死灰复燃,进入高发期。2016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调,居当前东盟国家面临的三大安全挑战之首。[22]尤其是在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反恐形势非常严峻。这些国家中部分人员前往中东参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活动之后又回流东南亚。因此,东盟的安全稳定与中东反恐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俄罗斯历史上长期面临威胁,在反恐方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是国际反恐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中东地区的反恐行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叙利亚打击相关势力的斗争中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另外,欧亚经济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国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该组织的重要目标就包括反恐和维护区域安全。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对接将有助于反恐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建立覆盖欧亚大陆的反恐协作和情报交流体系。《索契宣言》(Sochi Declaration)提出,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将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在打击一切形式的和极端主义问题上开展合作,并鼓励以温和的立场作为对抗极端主义的手段。[23]2017年8月,在马尼拉举行的俄罗斯—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通过的《俄罗斯和东盟外交部长关于共同打击国际的声明》是深化双方反恐合作的重要一步。[24]作为对该文件的落实措施,2019年11月,俄罗斯第一次派特种部队参加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举行的反恐军演。[25]

  第三,经济合作水平相对较低且不平衡。长期以来,俄罗斯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优势不明显,相互间贸易投资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很低,且增长缓慢。与之前“俄罗斯—东盟”合作模式相比,显然“欧亚经济联盟—东盟”间的自贸区建设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吸引力更大。但是,保证两个一体化组织对接的基本条件是其内部经济高水平运行。目前仅从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以来的经济一体化实践来看,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经济带动作用不强,联盟内部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制度建设不完善,造成了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对东盟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UNCTAD)的统计显示,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间贸易合作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不仅体现在相互间贸易额在各自贸易总额的占比上,而且体现在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上。[26]这种不平衡导致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很差。目前,东盟已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签署了自贸区协定。这些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发达,与东盟的经济相互依存度高。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困难在于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结构单一,特别是在东盟力求推动的核心利益区域生产网络和自贸区建设方面,俄罗斯很难在东盟需要的合作方向上有所作为。[27]

  2001年,俄越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2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不断深入。[28]2016年5月在俄罗斯—东盟索契峰会上,越南总理阮春福公开表示与俄扩大和强化关系是越共十二大做出的决定。[29]高层交往、深入接触和战略互信是俄罗斯与越南发展合作的基本特征。现阶段,对于俄罗斯来说,越南作为东盟的核心成员之一是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深化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桥梁。但必须指出,俄罗斯并非越南唯一的战略合作伙伴。越南推行多元外交政策,希望不仅在东南亚地区,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中提升其地位。这也意味着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倡议,在与越南的合作中将与其他大国和区域组织展开竞争,如美国的“印太战略”。这在俄美关于“重返金兰湾”问题的博弈中得到了体现。[30]

  2016年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俄越贸易额出现了大幅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30%。[31]从2018年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各成员国间的贸易情况来看,越南占欧亚经济联盟从东盟进口总额的24.75%,出口总额的34.86%,[32]是欧亚经济联盟在东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之所以选择与越南建立自贸区,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认为,“没有太大风险,政治关系好,并且有一定的经济利益。”[33]同时,俄罗斯也希望以此为示范来推动与东盟其他成员国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署。[34]但是,从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协定的内容来看,双方合作的某些领域仍未实现自由化,相当多的产品被列入例外清单。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消除了之前过高的贸易壁垒所产生的,受出口结构的限制,未来增长空间有限。而在投资方面,越南不仅是俄罗斯在东盟的主要投资接受国,同时也是俄罗斯的主要外国投资国之一。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俄罗斯在越南投资活动的优先领域。[35]

  [36]现阶段,对先进武器的大量需求及俄式旧装备的维护更新使越南与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迅速发展。俄罗斯承诺将加强与越南的国防工业合作,扩大对其武器供应和技术转让力度。[37]

  第二,与发展中大国印尼和发达国家新加坡的关系。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俄罗斯和印尼一贯主张通过和平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双方在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打击和分裂主义、缓解中东紧张局势,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近,这为两国政治和安全合作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联合打击国际,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维护信息安全以及防止将互联网和其他信息资源用于犯罪目的将是俄罗斯和印尼在安全方面的重要合作内容。

  [38]鉴于境内和极端主义组织较为活跃,印尼方面非常有兴趣在打击方面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双方在反恐情报交流,防止回流和打击资助行为等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39]

  2018年在普京访问印尼期间,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希望加快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区谈判。[40]在投资领域,俄罗斯希望在印尼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大型工程项目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能源领域是双方发展投资合作的优先方向,印尼表达了与俄罗斯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加工领域合作的意向。[41]例如,2016年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包括研究在石油和石油制品、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开展联合项目等内容。[42]

  [43]历史上美国对印尼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禁运严重阻碍了其军事水平的提升。[44]俄罗斯则被视为相对低廉和易于操作的现代化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替代来源。另外,对印尼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不同于西方,俄罗斯不仅不寻求将军事技术的供应与干涉印尼内政的政治要求联系起来,而且还采用灵活的结算方式,包括为印尼进口其军事装备提供贷款和进行对等贸易。例如,2017年8月,俄罗斯与印尼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其中规定俄罗斯将以对等贸易的方式向印尼提供11架苏-35战斗机。[45]

  [46]2019年10月1日,新加坡与欧亚经济联盟正式签署自贸区协定,成为继越南之后第二个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47]较之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的自贸协定,该协定除货物贸易外还包括投资和服务贸易。俄罗斯希望在高科技产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安全综合管理和旅游等领域加强与新加坡的合作,借鉴新加坡在经济现代化方面的先进经验推动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包括吸引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集团参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新加坡则希望在海运、食品加工、物流运输、电子产品、航空燃料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等领域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例如,在海运和物流运输方面,随着北极地区海冰融化,北极航线的开通将会影响新加坡的贸易枢纽地位,[48]双方可就此加强协调。

  考虑到东盟的利益全球化和俄罗斯实力的增长,双方的合作实际上超出了双边关系范畴,涉及的诸多因素具有全球性特点。大国博弈和南海局势是影响当前俄罗斯与东盟合作的主要第三方因素。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会对俄罗斯与东盟间的合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国既是俄罗斯在东盟地区开展政治经济合作的竞争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实施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的对接创造了战略机遇。日本、印度对“印太战略”的参与则可能加剧南海紧张局势。

  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者”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49]虽然俄罗斯并非“印太战略”针对的直接目标,但历来重视地缘政治的俄罗斯对美国“印太战略”非常警惕,俄罗斯专家认为美国“印太战略”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50]

  +8”防长扩大会议和东亚共同体的作用边缘化,将“以最不利的方式影响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政策的有效性”[51]。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施压,东盟成员国势必将面临“选边站”的问题。出于各种原因,东盟成员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不一致。有的成员国担心美国借机干涉内政而造成东盟的分裂,使东盟丧失在处理东南亚事务中的中心地位。[52]有的则明确表示支持“印太战略”,如越南和印尼。[53]这将使东盟一体化进程复杂化,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可能对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东盟发展合作关系尤其是俄越关系,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二,美国经济制裁的扩大化将会导致俄罗斯在东盟地区的传统经济利益受损。以军事技术合作为例,自苏联时期以来,东盟一些国家一直是俄罗斯军售的主要对象,市场潜力巨大。现阶段,俄罗斯对东盟国家军工产品的出口可能因美国的介入而受阻。随着“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不仅积极拉拢东盟国家,竭尽所能提供美国武器,还解除了对越南持续了

  41年的武器禁运,将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密尔顿”级远洋执法舰“摩根索”号赠送给越南,而且加大了在东南亚地区对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制裁范围和力度。例如,2018年10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将3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这使得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的费用大大增加。同年,因美国制裁而导致俄罗斯无法按期向印尼交付11架苏-35战斗机。

  第一,中国因素对俄罗斯与东盟政治安全合作的影响,从东盟方面看是动力,从俄罗斯方面看则需要权衡取舍。对东盟一些国家来说,将俄罗斯视为稀释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筹码,推动对外关系的多元化也是其对与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战略考量。俄罗斯曾向东盟国家出售了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并提供军事技术人员培训,开展海上联合军演。客观上,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在军事技术和海上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起到了间接制衡中国的作用。以越南为例,从

  2000年起,俄罗斯向越南出售了32架苏-30战机、4艘猎豹级护卫舰、数艘导弹巡逻艇、S-300防空导弹系统、堡垒海防导弹系统和6艘基洛级潜艇。此外,俄罗斯还参与了越南金兰湾潜艇基地的建设。这大大强化了越南的海上武装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海地区的力量对比。

  [54]在反对美国介入和南海问题“国际化”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持有相同的立场。[55]但俄罗斯的这一立场招致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存在争议国家的不满。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我们支持中国有关不承认“裁决”的立场,这不是政治立场,而是法律立场。[56]同年,俄罗斯与中国在南海地区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尽管俄罗斯称这次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还是引起了越南的不满。作为回应,越南取消了计划建设的被认为是俄罗斯在东南亚旗舰项目的“宁顺1号”核电站,并提出了明确“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概念问题。在俄越加强双方合作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因素是当前和未来俄越关系需要面对的现实。[57]

  2025》(MPAC2025)的主要内容。[58]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这将有利于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与东盟国家深化物流运输领域合作,将欧亚内陆地区与太平洋国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经济空间。[59]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社会中也存在不同观点,认为不论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自贸区建设,还是面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相对成熟的贸易投资合作模式,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都难以进行有效竞争。有俄罗斯学者在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可行性后也表达了类似观点。[60]“莫斯科试图将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想法纳入‘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的更广泛形式中。”[61]普京特别强调,“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与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及东盟的三方经济伙伴关系精神相似。”[62]在2016年俄罗斯—东盟峰会期间,东盟所有成员国也都表示支持在“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间建立三角合作关系。2018年6月,中俄签署了《关于完成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这实际上为未来向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奠定了基础。

  QUAD)的主要成员。如果它们加入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FONOP),可能使南海局势升级,现有的亚太安全体系将遭到严重破坏,迫使俄罗斯不得不放弃对南海问题的中立立场,加强中俄在南海地区的协作,如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2016年越南在取消与俄罗斯的“宁顺1号”核电站计划后,转而与日本共建“宁顺2号”核电站。并且日本所积极推行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可能使南海局势复杂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最早就是由日本在2007年提出的。日本不仅联合美国在南海地区举行双边军事演习,而且还向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等国家提供巡逻船只及开展联合训练,[63]这一系列举措不利于南海局势的稳定。

  Си Раджа Мохан)认为,“当俄罗斯与中国走得越来越近时,印度再也无法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取得平衡,只得转向美国和日本,以增加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64]2014年印度政府将已经推行了多年的“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寻求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了越南,双方缔结了全面伙伴关系协定。事实上,印度与越南在南海地区的合作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莫迪政府执政后这种趋势不断加强,特别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印度对南海局势的不断介入可能导致中国采取反制措施。

  现阶段,虽然俄罗斯外交战略从“大欧洲”转向“大欧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重视与欧盟的合作。大欧亚伙伴关系具有包容性,同时也向欧盟开放。如果俄罗斯和欧盟关系得以改善,俄罗斯是否有重返“大欧洲”的可能,目前尚无法得出明确结论。[66]另外,欧盟作为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地,正在重启与东盟的自贸区谈判。欧盟—东盟自由贸易区(FTA)的谈判最初于2007年启动,但是由于一些分歧,曾于2009年停止。这主要是政治问题——欧盟不同意缅甸政府的内部政策,并批评缅甸政府在该国侵犯人权。[67]较之欧盟—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欧亚经济联盟的优势在于不将意识形态作为发展与第三方合作的门槛,在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合作中具有更大灵活性。结

  束语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结构并非静态不变,国家实力和国家间的互动导致国际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国家行为和结果产生影响。历史上,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变化总是与国际局势的发展紧密相关。世界大变局下俄罗斯积极与东盟发展合作关系是基于其外交战略构想,对国际体系变化做出反应的结果。现阶段虽然双方政治合作意愿强烈,但是俄罗斯综合实力不足,且受第三方因素的制约,对东南亚事务的介入能力有限。俄罗斯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与东盟发展合作关系更多是为了缓解西方制裁的压力及自身战略布局的需要,战略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与越南的合作,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亚太安全和对话体系。

  对于俄罗斯所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三者间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问题,中国可予以积极回应,并以《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为契机,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自贸区的构建,另一方面可在此框架内就未来面向东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进行协商。

  总之,在建设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可与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积极开展战略协调和对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联手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应对“印太战略”带来的消极影响,塑造欧亚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应增强风险意识,妥善处理有关方面在该地区的利益分歧。

  李永全:《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4期,第7页。[3]

  “大欧洲”主要指的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同空间”,参见Ильин Е. Ю., “Концепция Большой Европы от Лиссабона д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2 (41), 2015, С. 84-86。[4]

  在俄罗斯,“大欧亚”一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由瓦尔代俱乐部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学者们提出。提出者之一谢尔盖•卡拉加诺夫(Караганов С. А.)认为,“大欧亚”是基于信任和普遍安全愿望的欧亚大陆国家间关系构想。它被定义为“向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发展、合作、和平与安全的泛欧亚空间的推进,旨在克服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分裂,防止出现新的分裂,并调整伙伴关系参与者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其中“大欧亚大伙伴关系”计划是“大欧亚”构想的一部分,参见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От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к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и в глобо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30 мая2017, 。关于“大欧亚”的定义也可参见Department of Economic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5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Vol. 2,2015, p. 13-21。[5]

  庞大鹏:《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第12页。[7]

  年普京在联合国第70届大会的演讲中表示:“与排他性政策相反,俄罗斯提出在基于普遍透明的国际贸易原则的基础上协调区域经济项目,即所谓的一体化的整合”。参见70-я сесс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 28 сентября 2015, 。[8]

  王树春、朱燕:《大欧亚伙伴关系:多维视角下的深度解析》,《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第40页。[10]

  李永全:《欧亚经济联盟:理想与现实》,《欧亚经济》2015年第3期,第6页。[11]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Республики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по сопряжению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 8 мая 2015,

  李勇慧:《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寻求区域一体化合作》,《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第42页。[15]

  А. В., “Индонезия – новый «старый» партнёрРоссии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РИА , 19декабря 2017, [16]

  Евразийская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Решение Высшего совета ЕАЭС от 18.6.2018 № 15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ЕАЭС на 2018 г.,” 22 июля2018,

  张洁:《中国—东盟反恐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28—29页。[24]

  参见欧亚经济委员会网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UNCTAD/WTO Trade Map),。[27]

  富景筠:《俄罗斯与东亚合作——动因、制约因素及前景》,《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48页。[29]

  陶磊、陈月丰、徐一权:《俄罗斯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问题初探》,《新西部》2017年第10期,第157页。[31]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将欧亚经济联盟视为俄罗斯主导下的“一个新政治帝国计划”。正是俄罗斯与越南间良好的政治关系推动了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自贸协定的签署。参见Антон Цветов, “Шесть вопросов о ЗСТ ЕАЭС—Вьетнам,” РСМД , 29 июня 2015, 。[34]

  截至2016年7月1日,在越南约有超过90个俄罗斯资本参与的投资项目正在实施,累计投资额为19.5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业和工程建造业(占总投资的57%)、采矿业(占总投资的29.9%)、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占总投资的4%)领域。同期,越南对俄罗斯累计直接投资额为24.7亿美元,占越南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在俄罗斯有19个越南资本参与的投资项目正在实施。参见Алиев Т.М., БаеваМ.А., Боргоякова К.Н., Гущин Е.С., Доронин П.А., Исмагилова О.Д., Кнобель А.Ю., Пономарева О.В., Прока К.А., Пташкина М.Г., Пыжиков Н.С., Соколянская А.Н., Стапран Н.В., Флегонтова Т.А., ЕАЭС и АСЕАН: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зд- в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7, С.21.[36]

  年美国以印尼军队东帝汶的名义对印尼实施了武器禁运。“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出于加强反恐需要于2005年解除了对印尼的大多数武器禁运。[45]

  А. В., “Индонезия– новый «старый» партнёрРоссии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46]

  哈萨克斯坦与新加坡合作的主要项目包括新加坡裕廊咨询公司参与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大型项目,在阿斯塔纳建立国家生物技术咨询中心,阿拉木图IT园区的总体规划和运输物流发展,为哈萨克斯坦里海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运营商提供设计和施工服务等。[47]

  《为什么新加坡对北极感兴趣》,王丛丛译,极地与海洋门户网站,2017年11月17日,。[49]

  赵华胜:《印太战略与大欧亚:认知与应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32页。[50]

  李秀蛟:《俄罗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判断及可能应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47页。[51]

  李勇慧:《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寻求区域一体化合作》,第43页。[55]

  КанаевЕ. А., “Инд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как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оклады участников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на тему«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ьетнамом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потенциал и проблемыразвития»- к визиту в РФ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В Нген Фу Чонга (ИДВ РАН,30 августа 2018 г.) , 2018.

  距离遥远、交通运输不便被认为是长期制约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与东盟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见Ярослав Лисоволик,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и АСЕАН: оценка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ем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процессы , №3, Т.15, 2017, C. 46-54.[60]

  Алиев Т. М.,Баева М. А., Боргоякова К. Н., Гущин Е. С., Доронин П. А., Исмагилова О. Д.,Кнобель А. Ю., Пономарева О. В., Прока К.А., Пташкина М. Г., Пыжиков Н. С.,Соколянская А. Н., Стапран Н. В., Флегонтова Т. А., ЕАЭС и АСЕАН: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зд-в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7, С. 20.

  , “Между Евразией и Инд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м регионом: новая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нд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 20 декабря 2017, [65]

  赵会荣:《俄罗斯能从“大欧亚”转向“大欧洲”吗》,《环球时报》2019年8月23日,第14版。[67]

  Гармаш А. А., “Трансрегионализм: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опор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еаэс-асеан и большого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политика , №2, 2017, С. 151”